48岁的刘中平是四川省达州市亭子镇人，生前在浙江打工，2011年不幸遭遇车祸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家人同意捐出其部分器官，刘中平的女儿表示：“让父亲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这个世上，活在我们心里。”他的肾脏移植给了一位器官移植等待者朱女士。朱女士在感谢信中说：“我患病9年来，多次生命垂危，每周要做三次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。如今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，状态很好。万分感激捐献者及家属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
叶沙是湖南长沙一名品学兼优的16岁男孩，年级的学霸，一米八多的个头，酷爱篮球。2017年的一天，他突发脑血管破裂，颅内大出血，经抢救无效离世。弥留之际，他的父母决定将他的器官捐献给七位急需治疗的病人，七人因此重获新生。
一个哭闹不安的婴儿，无论是阳光的叔叔、慈祥的奶奶，还是温柔的阿姨、可爱的姐姐，都无法让他平静下来，最后却因为一位陌生大叔的怀抱，而停止了哭泣，逐渐微笑起来。因为，妈妈的心脏，在数月前移植给了这位大叔。
......
以上，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体器官捐献的感人事例。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，“实践中，人体组织、器官捐献的来源途径主要有公民逝世后捐献和亲属活体捐献两种。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通过各途径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2146086人，共完成逝世后器官捐献29655例，捐献器官86403个。据统计，中国每年有30多万器官衰竭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，眼角膜、骨骼、皮肤、血管、神经等人体组织的需求量更是大大超过人体器官的需求”，许多患者由于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不得不含泪离开人世。
为此，民法典对遗体和人体器官、人体组织、人体细胞捐献作出了明确规定，第1006条规定：“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、人体组织、人体器官、遗体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、欺骗、利诱其捐献。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，也可以订立遗嘱。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，该自然人死亡后，其配偶、成年子女、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，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”第1007条又规定：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、人体组织、人体器官、遗体。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”。
那么，如果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器官，去世后其近亲属可否代为决定捐献？或者生前虽然表示同意捐献，但死后近亲属不同意的，是否还能捐献？
对此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解释称，需要注意的是，“有权决定捐献的主体是死者的配偶、成年子女和父母，决定捐献者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；死者没有配偶、成年子女或者父母也已经死亡的，其他近亲属等都不能决定捐献。实践中，即使死者生前同意，摘取器官通常也要征得近亲属的同意，死者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，死者的配偶、成年子女和父母中任何一人不同意捐献的，都不能捐献”。
古有谚语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。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，基因编辑技术应用走入了公众视野，与此同时，人体基因编辑对人类伦理和法律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。
关于人体基因编辑技术应用，同济大学医学院高正良教授说：“人体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存在脱靶等不可知风险，不仅有可能会损害到目标基因，而且还很可能会损害其他基因，且这种损害是不可逆转的。”
鉴于此，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：“从事与人体基因、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不得危害人体健康，不得违背伦理道德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。”
针对这条规定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解释称：“为了使我国与人体基因、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符合生命伦理规范，保证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和我国的相关规定得到尊重和遵守，促进这些活动规范有序发展，应当规定从事与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法律底线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法学院院长王轶教授提出，人体基因编辑挑战了民法对“人”的界定，并带来目前还未知的重大风险，理应受到严格限制。
“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在疾病治疗、遗传育种、药物靶点预测、农作物性状改良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”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说，但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组编辑技术还未达到安全、有效的应用标准，即便未来可能应用，也应被限定于某些特定的情形。
民法典相关规定
第一千零六条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、人体组织、人体器官、遗体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、欺骗、利诱其捐献。
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，也可以订立遗嘱。
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，该自然人死亡后，其配偶、成年子女、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，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
第一千零七条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、人体组织、人体器官、遗体。
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。
第一千零九条：从事与人体基因、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不得危害人体健康，不得违背伦理道德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。